作者：刘奇超、王萌、沈涛；来源：第一财经
特朗普自1月20日就职以来，积极鼓吹美国黄金时代的黄金法则，将商品“进入美国市场视为一种特权，而非权利”，自诩“关税可以成为减少或消除损害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以及实现经济和战略目标的有效工具”，援引《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或232条款，肆意滥用一连串关税手段，企图对我国在内的全球贸易伙伴加征所谓“对等关税”，招致了美国国内及国际社会的强烈不满，引发金融市场大幅动荡，终至部分政策暂缓实施90天，针对智能手机、电脑、芯片等商品的“对等关税”甚至得到“回撤”豁免，朝令夕改的政策无疑标志着美关税讹诈明显是一场赤裸裸的闹剧。
一是以边境安全和芬太尼管控为由滥征关税。美以此为由，已明确对中国所有输美商品共加征20%关税；对加拿大和墨西哥输美符合《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USMCA）优惠条件的商品暂时享受零关税待遇，对不符合USMCA优惠条件的商品加征25%关税，对加拿大输美不符合USMCA优惠条件的能源和钾肥加征10%关税。
二是对特定的产业或商品加征关税。美已明确对钢铁、铝及衍生品加征25%关税，对进口乘用车和轻型卡车（允许从加拿大和墨西哥进口符合USMCA适用条件的相关整车扣除美国成分）加征25%关税，并自5月3日起对某些汽车零部件加征25%关税。同时，已相继宣布对“铜、废铜及衍生品”“木材、木料及衍生品”“半导体和半导体制设备”“药品、药品成品及衍生品”“加工关键矿产及衍生品”启动232调查，随后还可能对农产品加征关税。
三是大规模实施“对等关税”措施。美国4月2日宣布，对中国（34%）、欧盟（20%）在内的57个国家（地区）加征11%~50%不同的特殊“对等关税”（自4月9日起实施），对其他全部贸易伙伴加征10%的基准“对等关税”（自4月5日起实施）；4月8日宣布，对中国加征的“对等关税”提高至84%（自4月9日起实施）；4月9日宣布，自4月10日起，对中国加征的“对等关税”再次提高至125%实施，并对除中国之外的其他加征特殊“对等关税”的国家（地区）在90天内（至7月9日）暂按10%加征。
四是以次级关税为手段打击和孤立对手国家。3月24日，美国宣布对所有进口委内瑞拉石油、天然气的国家（地区）的进口商品加征25%的次级关税，该政策原定于4月2日起实施，但截至4月20日尚未实施。
一是荒谬的“对等关税”衡量标准既不合乎逻辑也不“对等”。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关于“对等关税”计算的解释性文件中明确，对i国施加的额外关税税率△τi=（xi-mi）/（ε×φ×mi），“对等关税”税率为额外关税税率的二分之一与10%的较大值。其中参数ε和φ，分别代表关税对国内价格的传递和进口需求的弹性，美方将其数值分别设置为4和0.25，巧合地相互抵消。这使得所谓的“对等关税”税率完全取决于美国与特定国家的贸易逆差（xi-mi）占美国从该国的进口总额（mi）的比例，并未真正体现特朗普政府反复强调“对等关税”意在抵消的“导致贸易逆差的关税或非关税因素”。
比如，毛里求斯的贸易加权平均关税税率仅为1.3%，却面临着高达40%的“对等关税”；巴西一直被白宫视为贸易壁垒相对较高的国家，但因其与美国具有贸易顺差而被加征10%的基准“对等关税”。这一系列前后矛盾的说辞，无疑表明美国“对等关税”政策设计纯属为实现政治目的而凭空捏造的“经济巫术”。
二是强词夺理的对等逻辑违反世界贸易组织的基本原则及对消费课税的基本原理。“对等关税”严重违反WTO最惠国（MFN）待遇、非歧视、约束关税等最基本、最核心的规则，各WTO成员根据互惠原则在已承诺的约束关税下自主调整适用的关税税率是各方的正当权益。
美国单方面强调，按WTO统计口径，巴西（11.2%）、欧盟（5%）、印度（17%）、越南（9.4%）的简单平均MFN关税税率均高于美国的3.3%，追求所谓的双边贸易下的数值对等，纯属霸权主义逻辑。按WTO测算，“对等关税”方案的实施将使WTO MFN待遇框架下进行的贸易比例从2025年初的80%下降到74%，会严重冲击国际经贸秩序，动摇多边贸易体制的根基。
同时，增值税也从来并非美国声称的非关税壁垒。据国际财政文献局统计，全球已有175个国家（地区）开征增值税（VAT）或商品及服务税（GST）。从税制原理讲，这些国家（地区）一般会在进口环节征收VAT并在出口环节退还VAT，VAT可在进口商品后续交易链条中予以抵扣，税负层层向下游转嫁，并最终由消费者承担，进口商只是税款代扣（代收）代缴者而非税负实际承担者，出口商也因退税不承担VAT税负。因税制差异，美国也同样在州及市县层面开征销售税，直接向交易链条最终端的消费者征收，进口商自然无需缴纳，出口商也同样不承担税负。在对消费课税制度下，进口商品和国产货物在任一国家（地区）内遵从VAT、GST和销售税的征收范围和适用税率完全一致，不存在任何“歧视”。
三是政策追求的削减贸易逆差的方法既不科学也不足以扭转现有贸易赤字。从现实表征看，双边贸易失衡是美国经济结构性问题的必然结果，也是由各国比较优势和国际分工格局决定的，加征关税既无法修复统计口径的错误，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贸易逆差。
总体上，美国进口商品以计算机电子产品、交通设备、化工、机器设备、日用品等工业制成品为主，出口商品以高技术产品、工业中间品和资源型商品为主，而当前货物贸易统计方法是以贸易总值（各国对美出口的商品全额）计算各国出口，如果以贸易增加值方法核算，美国对外逆差数据将大幅下降。
同时，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BEA）统计，2018年以来的关税战并未减少美国的总体贸易逆差，只是促使贸易逆差在贸易伙伴之间重新分配。当然，“对等关税”的计算本身存在缺陷，美方刻意忽略了服务贸易收入。欧盟经济事务委员东布罗夫斯基斯4月11日表示：“美国同我们之间保持着总体平衡的贸易关系，但如果我们细分类别，会发现商品贸易存在较大逆差，而服务贸易则存在较大顺差。”按BEA统计，2024年美国国际服务贸易顺差达2933.3亿美元，占同年货物贸易逆差12117.47亿美元的24.2%，如此巧言令色之下更是透露着关税讹诈的本质。
四是意图通过“小院高墙”垒砌的高关税为国内减税筹资或是“杯水车薪”。面对即将到来的经济反噬，美国共和党试图将正在设计的高达5.3万亿美元的国内减税政策包装为“关税冲击后的经济解药”。但从现代税种体系看，关税的财政收入筹集功能存在明显缺陷，远不如所得税、增值税等核心税种。
以美国为例，2024财年美国联邦收入4.92万亿美元，其中个人所得税2.43万亿美元、企业所得税0.53万亿美元，占联邦总收入的60.1%，而关税收入仅占1.6%（0.08万亿美元）。据美国智库税收基金会，在动态测算下（不考虑针锋相对的报复），全面加征10%的关税能在2025~2034年筹集1.72万亿美元，全面加征20%关税能筹集2.56万亿美元。
从实际征收看，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数据显示，自4月5日起，“对等关税”政策累计增加的征收额仅为5亿美元，1月20日以来15项贸易行动征收的关税收入日均仅2.5亿美元，与特朗普首席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声称的每天20亿美元相去甚远。考虑到高关税的重大外溢影响和国际经贸局势的不确定性，靠理论算数凑的部分减税收入缺口来源恐还要另求“他方”。
一是美国两党分歧及共和党党内博弈使关税政策长期实施面临巨大政治压力。美国民主党抨击特朗普关税政策是“鲁莽之举”，正以将美国带回到大萧条时期为代价，来为自我标榜的减税法案筹资。随着关税战加速升级，共和党内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反对声音。肯塔基州共和党参议员兰德·保罗强烈批评美国联邦政府以贸易逆差构成“国家紧急状态”为由征收关税，他强调国会必须重新行使宪法赋予的关税及对外贸易监督权。得克萨斯州共和党参议员特德·克鲁兹表示，关税本质上是对消费者征税，他不赞成对美国消费者大幅加税。4月3日，参议院临时议长查克·格拉斯利和民主党参议员玛丽亚·坎特韦尔共同提出限制总统在未经国会批准的情况下单方面征收关税权力的《2025贸易审查法案》，已获至少7名参议员支持，激起了更为复杂的政治角力。
二是关税政策将推高美国通胀压力并最终让美国消费者“买单”。美联储主席鲍威尔4月16日表示，特朗普的关税政策“极有可能”刺激通胀暂时上升并可能持续很长时间，经济增长放缓也可能即将到来。
多项独立研究表明，特朗普第一个任期内关税的实际成本，绝大部分最终通过进口商品价格传导至美国企业和家庭。美国零售联合会表示，创纪录的高关税正威胁着占零售商总数98%，提供了超过1300万个就业岗位的小型企业的“美国梦”。
耶鲁大学预算实验室4月15日发布的预测数据显示，2025年所有关税措施将使各商品价格水平在短期内上涨3%，服装、纺织品、食品、新鲜农产品、汽车等商品价格将面临较大的上涨压力，这些会使美国低、中、高收入家庭年均支出成本分别上升2200美元、3800美元和10500美元。
三是关税讹诈及政策反复远超市场预期并引发金融市场巨震。高盛、瑞银、花旗等金融机构纷纷下调美国经济增长预期，大幅上调美国经济衰退概率，全球金融市场出现反复巨震。
自美国东部时间4月2日“对等关税”方案公布后，纳斯达克指数、标准普尔500指数先后于4月4日、7日跌入技术性熊市，4月9日美宣布暂缓实施特殊“对等关税”90天，美股三大指数集体拉升，引发了民主党人对特朗普及其共和党成员利用关税政策开展市场操纵和内幕交易的强烈质疑。
自2月4日美关税战开始以来，美元持续走弱，美元指数从2月4日开盘的108.4一路下行至4月18日收盘的99.4；美债市场遭遇抛售潮，素有“全球资产定价之锚”之称的10年期美债收益率在“对等关税”实施后创逾20年来最大单周涨幅，至4月11日的五个交易日内，收益率升50个基点至4.49%。这种罕见的股汇债三杀局面，正是全球投资者对美元资产信任危机的真实体现。
四是高关税将扭曲全球市场资源配置并进一步削弱美国产业基础。关税作为一种政策杠杆，其后果范围广泛，且往往出乎意料。WTO测算，如美国继续实施“对等关税”，同各类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蔓延叠加一起，严重情况下将导致2025年全球商品贸易额下降1.5%。
从深层次看，高关税难以实现特朗普的政治承诺。比如，关税将通过产业链、供应链逐级传导，使进口竞争行业扩张，并将劳动力、资本和土地等资源从其他行业（包括出口行业）吸走，加剧供应链断裂与产业空心化风险，增大了美国发展制造业的难度。
又如，尽管关税具备生产补贴效应，但其作用对象是国内产能而非就业岗位。以半导体产业为例，新建晶圆厂投资额可达200亿美元，但直接创造的就业岗位主要集中于高端工程师群体，普通蓝领工人的需求微乎其微，这与特朗普“锈带复兴”的政治承诺大相径庭。
从历史叙事看，美国自1890年以来向全球发起的麦金莱关税（1890年）、丁格利关税（1897年）及斯姆特-霍利关税（1930年）三次贸易战，均以失败告终。此次，美国妄图将关税作为实施极限施压、牟取私利的武器，颠覆现有国际贸易秩序，以牺牲全球各国正当利益服务“美国优先”，终将反噬自身，“让美国再次伟大”无异于痴人说梦。
（刘奇超系中央财经大学国际税务研究中心研究员，王萌系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沈涛系华东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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